文|肖复兴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与天津文学界关系密切。当时妻子还在天津工作，孩子也刚在天津落生，我常去天津小住，便也常参加天津的文学活动。那时候，各行各业蓬勃发展，天津文学界文学活动频繁，充满友情。
和我联系最多的是张少敏，也是他第一个邀请我参加天津的文学活动，让我打开眼界，重新认识自己，认识文学。当时，他在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工作，热情邀我参加《天津文学》组织的活动，顺便可以和妻儿团聚。
记得第一次活动，我从北京到天津，是他在火车站接的我，带我来到天津市第一招待所，是座漂亮的花园洋楼。那天，北京作家浩然、内蒙古作家冯苓植正巧也住在这里，少敏为我们彼此作了介绍，当晚和我们共进晚餐，边吃边说。虽然我与少敏，与浩然、冯苓植都是第一次相见，却仿佛熟悉已久。
文坛和文学、作者和编者，都是那样让人感到温馨而美好，颇可信赖，像我想象中的文学本身一样。
以文会友，少敏成为我的好朋友，不仅经他的手在《天津文学》上发表了我的好多文章；以后，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组织的活动，和天津其他单位的活动，也是他出面邀请我参加；又经他的介绍，认识了更多的朋友，如水蔓延，让我更多地领略不同的作家以及文学，还有我不熟悉的天津卫。
那时候，我常去建国路的《天津文学》编辑部找他玩。上世纪80年代，那是座漂亮的小洋楼，历经岁月的沧桑与回黄转绿的生机，充溢在那里的木制楼梯、西式小窗和被书籍与稿件堆积得有些杂乱拥挤的办公室，是现在装潢时尚的写字楼或豪华气派的办公室无法比拟的，有着独有的文化气息和朝气。
在那座小洋楼里，我能够依稀触摸到历史，也能推窗眺望未来，心气儿和我那时还算年轻的年龄相吻合。
少敏比我年长四岁，但我一直称他少敏，觉得这样叫他亲切。他为人敦厚，性情温良，对我一直青睐并关心有加。彼此交往熟悉之后，他知道我妻子刚从天津大学毕业，分配在天津工作，一时调不去北京，关心地对我说，总是两地分居也不是一回事儿，便劝我到天津来。
他对我说这事的时候，语调平稳，却格外亲切，如同一个老大哥。以后每逢想起，都恍若就在眼前，心里都感觉很温暖，很感动。
他不仅说，而且实实在在地替我忙活。他找到当时《天津文学》的老主编万力做工作，万力是天津作协的老人，人脉广，为人好，对我动了恻隐之心，为调我到天津做了很多工作。
调动，尤其是调到天津作协工作，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那时候，我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，留校当老师。我与万力并不熟悉，我知道，都是少敏为我在操心并操持调动的一切繁琐事宜。
后来，鲍昌出任天津作协的领导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曾一度力主调我到天津作协搞专业创作，而且通过主管部门，已经要分配给我小海地的住房，他还专门派作协的秘书长到北京，联系调动的事情。
后来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，我没有能调到天津工作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调动背后的很多事情，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在帮助我。其中，少敏为我更是操心良多，他是我调动的主要推手。没有他最初的动议，没有后来他努力为我忙活，根本不会有日后调动中一系列的动作和成果。
尽管我没有调到天津作协工作，但在这些年的日子里，我常会想起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，尤其会想起少敏。我就想，少敏为什么可以这样尽心尽力地帮我呢？我不过就是他的一个普通作者。就是那样的单纯，为的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吧，是惺惺相惜吧，少敏是从心里同情我、理解我，希望尽快帮助我解决两地分居的难题，可以让我更好地写作。
昨天晚上，少敏夫人和我联系上了，我才惊悉少敏已经于年初病逝。五年前，我们还曾电话联系过。不想，却中了陈寅恪诗中所说：“暮年一晤非容易，应作生离死别看。”
一晃，四十余年过去，上世纪80年代远去，一切恍然如梦，唯有当时的情景，依旧清晰如昨，定格在眼前。想起少敏，想起那时候的文学，以及由文学蔓延出来的友情，是那样的清纯、清澈，如一杯清水，虽没有酒那样浓烈，却滋润心地长久。
我真的很庆幸，遇见了少敏。我很想念他。他却走了。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）
